当代中国城市社会的养宠热潮正经历着规模扩张与代际更迭的双重演变。《2025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消费报告）》数据显示，我国宠物市场消费整体规模已突破3000亿元大关，城镇宠物数量超过1.2亿只，其中“90后”（41.2%）与“00后”（25.6%）群体合计占比66.8%，较2023年实现较大增长，而老年宠主比例则持续下降。这种代际转换并非简单的个体偏好转变，而是折射出深刻的情感转向与社会变迁，与城市青年群体的生活状态形成深刻呼应。在一线城市中，独居青年规模已突破千万量级，他们既享受着都市生活的自由与可能性，又面临着传统社交网络弱化带来的情感空缺。学术界将这类离开原生家庭、处于单身独居状态、独自在大城市生活的青年群体定义为“空巢青年”。在都市陌生人社会中，当“空巢”从被动状态演变为青年群体的主动选择，宠物逐渐突破“附属品”的原始定位，演变为构建新型亲密关系的重要载体，并逐渐发展出具有社会意义的拟亲缘关系实践。
传统社会学视域下，宠物常被视为“物化”的陪伴对象，其功能局限于提供安全感和娱乐价值。但近年来的质性研究显示，伴随城市青年家庭支持网络的弱化与婚恋模式的推迟，宠物逐渐超越其传统功能定位，开始承担起情感替代者的角色。这种转变并非简单的情感投射，而是通过持续性行为完成拟亲缘化转型，将非人类伴侣升维为具备伦理意义的“家庭成员”。然而，当前研究尚未充分揭示该过程的内在生成机制，即城市空巢青年如何通过日常行为实践将宠物建构为“家人”？与此同时，这一拟亲缘化转型也面临着多重质疑：当宠物被赋予“子女”“亲人”的符号身份，是否隐含着对传统血缘关系的替代或消解？将情感寄托于宠物，是否意味着对人际责任的逃避？此外，由于养宠实践与独居状态存在强关联性，该现象易被简化为“空巢不空心”的表象，而忽视其背后情感本身所经历的动态过程与深刻嬗变。基于此，本文采用网络民族志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法，系统考察城市空巢青年养宠实践中拟亲缘关系的生产逻辑及其背后的情感实践与策略，以期为理解个体化时代的亲密关系重构提供新的理论视角。
二、文献综述、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
1.文献综述
现代性进程正深刻解构着传统亲缘关系的稳定性。既有研究表明，基于血缘的先赋性亲缘关系是传统乡土社会的核心整合机制，其内化的价值伦理与行为规范通过代际传递，形成了超越个体生命周期的稳定结构。然而，城市化与个体化浪潮的冲击，导致传统亲缘的凝聚力显著弱化，情感联结呈现“去制度化”趋势，催生了多样化的替代性亲密实践。
人宠关系的亲密化正是这一转型的典型体现，受到了学界的普遍关注。部分学者从功能主义视角出发，强调宠物在满足人类需求方面的工具性价值，侧重于探讨养宠行为对缓解孤独、提升主观幸福感的普遍效用，或将宠物直接定位为一种消减都市生活压力的情感“投资手段”。在此视角下，人与宠物的联结被简化为一种主客体关系，饲主的情感投入被视为单向的、对宠物客体的拟人化投射。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聚焦“拟人化”实践本身。不少学者从宠物消费经济切入，认为市场对“拟人化”宠物产品与服务的广泛接纳，从实践层面印证了人宠之间“拟社会关系”的存在及其背后的“拟人化”机制。此外，养宠者常常主动依据自身的认知与想象，为宠物做出类人化决策，不断推动宠物身份从“功能性存在”向更具情感深度的“亲密伙伴”转变。尽管上述研究为理解养宠实践提供了有益基础，但或侧重于经济现象描述而忽视情感内核，或单纯关注心理效用却未能系统剖析人宠关系的本质属性及其在当代亲密关系重构中的独特地位。
实质上，当人与宠物间“拟人化”的情感联结达到一定深度，便逐渐呈现“拟亲缘化”的性质。珍妮特·卡斯滕（Janet Carsten）对兰卡威马来社群的研究为理解这一过程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她指出，亲属关系并非必然建立在血缘基础之上，而是可以通过共食、共居等日常实践被动态建构起来。这为理解人宠间的拟亲缘关系奠定了学理基础。同样，霍克罗德（Hickrod）等人的研究也进一步表明，宠物常被饲主视为“家庭成员”而非财产。更重要的是，这种身份并非养宠者静态赋予的标签，而是在人与宠物持续互动中不断生成的动态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宠物被视为具有情感、反应能力和能动性的主体，从而成为亲密关系的共同建构者。
基于此，本文认为深度的人宠亲密化本质上是一种拟亲缘化实践。它超越了早期功能主义视角下的工具性定位与单向拟人化投射，也异于单纯的“拟社会关系”或“亲密伙伴”的描述。与传统拟亲缘关系（如干亲、结拜）旨在向外拓展社会网络不同，人宠的拟亲缘关系并非一种社会性补充，而是发生于家庭单位内部、专注于向内填补情感需求的代偿性实践。因此，本文聚焦城市空巢青年与宠物的日常互动，重点剖析城市空巢青年如何在日常实践中与宠物建构“拟亲缘化”关系，为理解当代青年在个体化背景下重构亲密关系的创新实践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与经验依据。
2.情感作为分析框架的可能性
在理解当代社会的复杂性时，情感维度已成为不可或缺的分析路径。戈登（Gordon）将情感界定为身体感受、文化符号与社会关系互构的实践模式，认为情感远非简单的生物反应或内在心理状态，而是社会力量在个体身上的映射，并通过“镜中我”的机制驱动着外显的社会行为。这种定义从本质上说明了情感的社会根源与情感的社会后果。一方面，情感的产生与表达始终嵌套于具体的社会情境，宏观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与文化规范通过社会化过程深刻影响着情感体验。另一方面，情感是引导和激发微观行动的关键机制，直接驱动并调节个体的社会行动。期望状态理论指出，期望满足唤醒积极情感，而期望落空则触发消极情感，进而驱动个体通过自我调节减轻压力。因此，深入特定群体的生活世界，尤其是情感世界，成为理解其内外行为逻辑的关键窗口。
聚焦于城市空巢青年拟亲缘化的养宠实践，情感分析框架展现出强大的解释力。现代都市的原子化居住、高频流动与社交疏离，深刻形塑着城市空巢青年的情感体验，催生出普遍的情感危机。面对现实人际情感的匮乏与不确定性，寻求更可预测、易掌控的情感对象成为必然。在这一情境下，空巢青年与宠物所形成的拟亲缘关系，实质上是运用自身情感能力应对宏观社会情感困境的一种微观实践策略。宠物提供的稳定、在场与回应，构成了关键的情感代偿，有效满足其对陪伴、亲密感与自我价值确认的深层需求。因此，将宠物纳入“家人”范畴，绝非单纯的功能性选择，而是个体主动建构安全情感纽带的深刻情感转向。本文基于城市空巢青年情感危机的现实背景，构建“情感代偿-情感转向”的分析框架，力图深入剖析城市空巢青年拟亲缘关系背后的情感实践逻辑。
3.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网络民族志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开展线上田野调查。首先，于2025年3月至5月，在小红书、抖音、微博等平台进行观察，初步识别并筛选符合“城市空巢青年养宠者”条件的用户群体，并从中招募活跃用户参与深度访谈。其次，为深入挖掘个体经验并增强样本的多样性，研究还通过初步受访者的社会关系网络进行“滚雪球”抽样，吸纳其他符合条件且自愿参与的对象。在完成首轮13人访谈后，笔者对资料进行初步分析，并据此对其中6位信息量较为丰富或观点具有代表性的受访者进行了二次深度访谈，以追问细节、澄清观点并挖掘新的线索。最终，在访谈信息达到理论饱和时终止样本收集。
访谈提纲紧密围绕研究的核心问题展开，涵盖养宠动机、日常互动模式、宠物角色定位、饲养过程中的关键事件叙事、情感投入程度、宠物对个体生活带来的改变等维度。所有访谈均通过线上语音或视频方式进行，部分辅以文字交流。为保障受访者隐私，访谈数据经完整转录后进行了严格的匿名化处理，按照“编号－性别（M/F）”的统一范式进行编码。
三、情感代偿：拟亲缘关系的生产逻辑
情感代偿作为一种重要的心理社会机制，是指个体通过建立替代性情感联结，弥补原有社会关系缺失或不足的适应性情感策略。城市空巢青年与宠物正是通过情感代偿建立了超越生物学范畴的情感依附，形成拟亲缘关系，从而有效应对原子化社会产生的疏离与孤独，弥补现实社会支持网络的缺失。这种拟亲缘关系的实现过程主要依托三个环节：日常照料中角色扮演与情感注入完成关系赋形，互动实践中借助意义赋予与情感深化推动关系进阶，成本内化与外部支撑的持续运作保障关系得以稳固维系。
1.关系赋形：日常照料中的角色奠基与情感注入
空巢青年与宠物之间拟亲缘关系的“赋形”，始于日常照料这一基础性场域，通过模拟亲子的互动实践完成从“饲养者-被饲养者”到“拟亲属”的角色奠基，再通过持续的情感注入，从而奠定拟亲缘关系的基础。
（1）符号系统的嵌入：亲缘意义的“语言编码”
符号互动理论认为，意义是在持续的社会互动中被共同建构和诠释的，语言与符号是这一过程的核心媒介，个体通过称呼、对话和日常表达来确立彼此的身份，并赋予关系以具体的角色与情感内涵。在城市空巢青年与宠物的共同生活中，一套带有亲缘色彩的符号体系逐渐形成，其典型表现是拟亲属称谓的广泛使用。
拟亲属称谓是一种强有力的“语言编码”，这种通过挪用传统家庭关系的文化符号，将人与动物间的拟亲缘关系纳入一个可被理解、可被表达的话语体系之中。访谈发现，超过90%的受访者都使用“儿子”“女儿”“宝宝”“宝贝疙瘩”“逆子”等具有特定家庭角色意涵和情感浓度的词汇称呼自己的宠物。这种语言实践实际上是将原本用于家庭成员之间的称呼转移至宠物，从而在语言层面上为其赋予一个明确的家庭角色。而这种拟亲属称谓并非静态的，例如，受访者小李这样描述：“我‘儿子’跟我姓，叫‘李大宝’，是我的嫡长子，不过称呼偶尔也不太固定，比如它生病我比较着急的时候就叫‘宝贝疙瘩’，它要是闯祸了我就会说‘你这个逆子’，最近这段时间老是生病，准备要给它再起个小名叫‘李康康’，希望它健康一点。”
小李的事例表明，城市空巢青年对宠物的拟亲属化称谓具有动态性，这种称呼会随着情境与情感的变化而调整。作为一种情感化的“语言编码”，不同的称谓选择实则承载并传递着期待、忧虑、责备、接纳等复杂情感，在这一过程中，主体持续将自身情感投射于宠物，实现亲缘情感的不断注入。与此同时，城市空巢青年经由持续进行的拟亲缘化“角色命名”，在互动中不断再生产出拟亲属关系的角色共识与情感联结，从而确立宠物的“类亲属”身份，实现拟亲缘关系的初步赋形。
（2）时空秩序的重构：城市独居中的“共享生存”
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曾指出，空间是一个时空复合体，是社会关系与社会实践不断被塑造和再生产的关键场域。对于城市空巢青年而言，与宠物共同生活意味着一种深度的时空秩序重构。原本高度个体化、离散化的独居生活节奏与私人空间，因宠物的存在而被系统性重塑，并代之以一种时空重叠的“共享生存”模式。
在时间维度上，宠物的生理节律（如喂食、遛放、睡眠）深刻介入了城市空巢青年原本高度个体化的生活秩序。青年原有的、可能相对自由甚至混乱的作息，被宠物的需求所“规训”，形成更具规律性与责任性的共时性安排。这种时间维度的同步化并非简单的任务执行，而是空巢青年主动将宠物的时间纳入“我们的时间”框架，是构建共同生活体验的基础。正如受访者小冰所言：“以前加班回来晚，或者周末睡到下午都没关系。现在不行，我家‘元宝’（猫）早上7点准时在床头‘喵呜喵呜’要吃饭，晚上10点多就困了要上床，你不睡它就在旁边一直盯着你，或者闹腾。周末想赖床，它直接上爪子拍脸……感觉我的生物钟彻底被它重置了。不过也挺好，生活规律多了，像家里有个孩子一样，那种感觉不再是‘我一个人想怎样就怎样’，而是‘我俩’要一起怎么安排时间。”
在空间维度上，城市空巢青年的私人生活空间被重新划分与共享。宠物的活动路径与休憩区域不再被视为“附加”或“入侵”，而是被自然地整合为“家庭”空间的一部分。城市空巢青年会主动为宠物设置专属区域（如猫爬架、狗窝），甚至自愿让渡出核心生活空间（如沙发、床铺）。这种空间的共享与赋予，不仅模糊了人与宠物在居住空间上的绝对界限，更是对宠物“家庭成员”身份的空间化承认，营造出“共同生活”的家庭氛围。如受访者小张所言：“以前一个人住，客厅沙发就是我的地盘。现在‘球球’（猫）才是沙发的主人，它有自己的专属位置和毯子。我的床有一半也是它的，晚上它就挨着我睡。它就像我的孩子，是我在这个城市最亲的家人，毕竟生活就是和家人共同生活嘛。”
总之，时间与空间秩序上的深度共享，为城市空巢青年“类亲属”角色的奠基提供了实践场域。它超越了单纯的喂养与被喂养关系，是主人将宠物的生命节奏与空间需求内化为自身生活框架的一部分，主动编织出一种“共同生活”的亲密叙事。城市空巢青年在与宠物共同遵循和嵌入彼此日常节律的过程中，不仅获得了类似抚育“孩子”的情感体验，更建立起一种节奏契合、相互陪伴的亲密感。这种以时空为纽带的情感互动，使得城市空巢青年逐渐代入“类似家人”的角色，持续的情感投入不断强化彼此之间的依赖与认同，从而初步建构出拟亲缘关系。
（3）身体实践的转化：照料劳动中的“角色扮演”
在空巢青年与宠物的互动初期，日常照料行为以满足宠物的基本生理需求为核心。然而，通过身体照料的规律性重复与情感投射，喂养、清洁与健康管理等日常照料行为被重新建构为具有亲缘意义的具身化实践，实现了从心理层面的“角色代入”到身体层面的“角色扮演”的关键转变，成为拟亲缘关系不可或缺的实践纽带与情感起点。这种转化并非自然发生，而是个体有意识地将身体性的照料劳动赋予超越功能性的情感意义，将其建构为模拟亲缘关系的情感表达。以喂养为例，受访者小慧的宠物食谱极具典型性：“为了我家崽崽的健康，除狗粮外我每周都做新鲜餐，西蓝花和鱼油是每日标配，鸡胸肉、牛肉、鸭肉、猪肉轮着来，偶尔加点内脏，隔天撒点蛋黄粉，时不时加点蓝莓。看着它吃得香，我超幸福！这饭看似是乱炖，其实是我认真学习过的健康配比呢，我自制狗粮一年多了，陈小胖（狗）的体检报告就像是我这个‘妈妈’的成绩单，这次体检结果特别好，各项指标都正常，我特别开心！”
从角色理论的视角来看，小慧这种精细化喂养已超越单纯的责任履行，而是通过一系列具体的、重复的身体劳动，进行深度的角色学习与角色扮演。城市空巢青年自主学习宠物营养知识、定制个性化食谱等行为，不仅是对“类亲属”角色期望的内化，更是一种情感投入的角色建构过程。空巢青年通过喂养等日常照料行动，持续确认自身作为“宠物家长”的身份，并在情感上获得了一种新的家庭归属与自我实现。这种融入真实情感的身体实践，不仅完成了对“尽责照料者”角色的扮演，更初步构建了人与宠物之间的拟亲缘关系。
2.关系进阶：互动实践中的意义赋予与情感深化
关系的进阶过程通过日常互动实践得以实现，具体表现为在象征仪式中的身份确认、在具身互动中的亲密感传递，以及在关键事件中的责任内化。这三重路径共同促进了拟亲缘关系的意义再生产与情感层次的深化。
（1）仪式展演：象征实践中的身份确认
仪式化互动是城市空巢青年强化拟亲缘关系的关键机制，推动拟亲缘关系从初步建立走向持续深化。仪式作为一种象征性的文化实践，其功能远不止于传递既有情感，更在于主动建构与再生产情感关系本身。它通过可重复的、高度形式化的象征实践，在互动中不断强化“像亲人一样”的情感联结，推动拟亲缘关系向更高的互动复杂性与情感密度演进。受访者夏夏讲述了她为宠物庆生的仪式：“每年‘揽胜’（狗）过生日，我都会给它做个小蛋糕，给他唱汪汪版本的《生日快乐歌》，拍照片发朋友圈。刚开始朋友还笑我‘太认真了’，说‘狗又不懂’，但我还是一直这么做。说实话，正是每年重复这些小小的仪式，我才越来越有一种当‘妈妈’的实感，让我感觉它就是我的‘孩子’，是我真正的家人。而我做这些事，从来都不是因为它‘懂’，而是我需要用这样的方式告诉自己：我们是一起的，它对我很重要。每一次做这件事，我都感觉我们之间的情感又更紧了一些。”
夏夏为宠物庆生的仪式化实践，生动地诠释了拟亲缘关系如何通过象征性互动得以深化。这一实践并非简单地对宠物生命周期的“拟人化”记录，而是通过制作生日蛋糕、共唱生日歌等一系列高度仪式化的象征性互动，主动建构出一个完整的“家庭”场域。在这一场域中，宠物被明确赋予“孩子”的家庭成员身份，并获得与之相匹配的情感待遇。
因此，以庆生为代表的仪式实践本质上是一种意义生产机制。它通过共享的情感体验不断再生产并强化“宠物即家人”的身份认同，更在原子化的都市生存中，实现了对传统家庭功能的情感补偿与归属感的重构。每一次仪式的重复，都是对这一拟亲属关系的动态确认与情感联结的深度强化。
（2）具身互动：亲密认知中的双向传递
拟亲缘关系的深化不仅依赖于仪式化的象征实践，也离不开具身化的亲密互动。依据具身认知理论，具身互动是指人与宠物之间通过双向、互惠的身体接触与触觉交流，持续构建并维系亲密认知的实践过程。它显著超越了关系建立初期以“角色代入”和“角色扮演”为特征的单向情感投射，转向强调人与宠物在共同身体场域中的双向情感反馈与意义共创。通过持续的情感能量交换，具身互动不断推动拟亲缘关系向更具回应性、互惠性与情感融合性的高阶阶段演进。受访者晨晨的日常互动体现了这一特点：“我和‘妮妮’（猫）、‘元宝’（狗）可是双向奔赴的，我爱它们，它们也很爱我。就比如每次下班回家一开门，它俩就立马飞奔着跑过来，一边摇着它俩的小尾巴，一边往我身上扑，哼哼唧唧地撒娇，有时候‘元宝’还会轻轻咬我，必须得抱抱它俩、摸摸头才行。每次下班回来，我都知道有‘人’在等我回家，特别有家的感觉。”
这类日常互动是实现情感双向传递的一种具身化途径。城市空巢青年与宠物的身体在接触中彼此感知、相互影响，形成一个连续的情感循环。尽管宠物无法使用人类语言回应，但它们通过扑迎、注视、跟随等身体行为表达出依赖与眷恋，实现了情感交流从“单向投射”到“双向互动”的重要转变。这种具身化回应被城市空巢青年解读为“爱”与“被需要”，从而不断深化自身的拟亲属角色。
值得注意的是，宠物在互动中表现出主动的情感感知能力。它们不仅能接受人类的关爱，还能敏锐感知城市空巢青年的情绪变化，并通过身体接触提供非语言的具身安慰，模拟了人类亲密关系中的共情模式。这种包含依赖与被依赖、安慰与被安慰的双向情感交流，显著增强了拟亲缘关系的真实感和情感深度，使得城市空巢青年在具身互动中获得了深层的情感满足与归属体验，从而在原子化生存中构建起“类家庭”的替代性情感联结，这一过程推动拟亲缘关系从形式认同向情感融合的实质性深化。
（3）事件催化：危机情境中的责任内化
拟亲缘关系的情感深化，往往在经历关键事件后得到加速与最终确认。这些事件因其突发性、高情感卷入性以及对“保护”与“责任”本能的强烈激发，成为检验关系深度、强化情感绑定并最终将“拟亲属”角色认知固化为核心身份认同的关键契机。
首先，健康危机激发的保护本能驱动“家长”责任内化。当宠物遭遇疾病或意外时，空巢青年所体验到的焦虑与担心，其强度往往与担忧人类亲属无异，确证了宠物在其情感世界中的“拟亲属”地位。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城市空巢青年所投入的密集陪护，将抽象的责任意识升格为具象化、伦理化的“拟亲缘义务”。这种通过共度生命危机而强化的情感与责任，推动个体向承担终身责任的“家长”角色转化。受访者小林在爱犬重病时的经历深刻体现了这一点：“那次‘可乐’（狗）突然病得很重，上吐下泻，精神极差，我连夜打车送它去宠物医院。看着它那么虚弱地躺在笼子里打点滴，真是比自己生病还难受。每天下班就直接去宠物医院看它，手机里全是它的检查报告照片和用药记录，比对自己还上心。朋友说我‘像当爹的’，那可真是，就把它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得负责一辈子。”
其次，由分离所引发的缺失体验与焦虑情绪，构成了拟亲缘关系的一种关键性的验证与强化机制。无论是主人因公外出还是宠物被临时寄养所引发的分离焦虑，其本质是“类家庭单元”被迫暂时割裂所导致的情感失衡。这种分离带来的深切思念、持续担忧与空间“空洞感”等缺失体验，不仅没有削弱拟亲缘关系，反而通过“缺失-补偿”机制强化了情感的深度与排他性。同时，分离期间的主动关切行为被赋予“联络感情”的象征意义，而重聚时的亲密互动则被共同建构为“家庭团聚”的情感表达。受访者小薇的寄养经历清晰展现了这一点：“上个月出差两周，只能把我家‘布丁’（猫）和‘豆干’（猫）送去一家我考察过、比较信任的宠物店寄养。送它俩走的那天，跟送孩子去寄宿学校一样，舍不得也不放心。在外地那几天，晚上回酒店就觉得空得慌，真不习惯……每天我都要跟宠物店打视频，联络联络感情，也害怕它俩以为我不要它们了。等我回来带着它俩爱吃的东西去接它，它俩一看到我就‘喵’地扒笼子，出来以后蹭个不停，那一刻我就觉得，我们这个‘小家’团圆了。”
可见，关键事件成为亲缘关系深化的重要契机。当宠物遭遇健康危机时，空巢青年在全力陪护中产生的强烈责任感，使日常照料升华为具有伦理意义的类家庭责任；而由分离焦虑引发的思念与担忧，则通过缺失体验反向确认了宠物的不可替代性。这两类高情感卷入事件，促使城市空巢青年将宠物在生活中的角色进一步深化为具有伦理内涵的家庭成员，标志着拟亲缘关系完成了本质性进阶。
3.关系维系：成本内化与外部支撑的持续运作
拟亲缘关系的建立与深化并非终点，在“离巢未成家”这一充满流动性与不确定性的生命阶段，城市空巢青年与宠物的“类家人”联结，通过内在投入与外在展演，最终实现关系的稳定维系。
（1）内在投入：从沉没成本到情感羁绊
拉斯布尔特（Rusbult）指出，当处于亲密关系中的个体，对关系投入了较多或较重要的资源并形成高额沉没成本时，便会对这一亲密关系做出较强的承诺，将个体“锁定”在关系之中，为了合理化自身投入的巨大付出，个体会在情感上更加珍视和依赖这段关系，从而强化了情感承诺，形成情感羁绊。对于空巢青年而言，对宠物的投资呈现系统性、高强度与不可逆的特征，远超越基础生存资料的供给范畴。其中，经济投资作为最可量化、最具物质形态的资本投入形式，通过持续性的财务支出不断强化关系的物质基础。正如受访者阿乔所言：“养小狗和养孩子没区别，都得为它花不少钱，我上次算了一下我家宝儿养了两年，身价从四千（购买它时的费用）已经变成两万（累积花费的金额）了。每月狗粮、营养素、玩具、洗澡美容、保险这些固定开支，加上上次肠胃炎住院检查输液的两千多块……有时候朋友说‘养它这么费钱，不如送人算了’，我肯定不同意，真要送走了，我花的这些钱、费的这些心思，不就全打水漂了？投入了这么多，更得好好珍惜我家宝儿！再说了，养孩子哪有不花钱的，家人哪能用钱衡量？”
上述访谈资料表明，空巢青年的经济投入通过双重路径强化了与宠物之间拟亲缘关系的稳定性与情感黏性。其一，持续性的财务支出直接提高了关系终止的门槛。当医疗、日常用品与护理等支出形成相当比重的沉没成本时，退出关系就意味着承受实际的经济损失。这种“退出代价”客观上降低了关系瓦解的可能。其二，经济投入与情感投入产生协同效应，城市空巢青年通过“为它花钱”的行为，无意识地强化了“珍惜它”的情感态度，从而实现了物质付出向情感羁绊的转化。
因此，对这些空巢青年而言，为宠物持续投入经济资本，本质上已成为一种主动维系拟亲缘关系的情感实践。通过持续投资与照顾行为，主体逐渐内化并深化对宠物的情感承诺，最终使得这种人为建构的拟亲缘关系具备真实的情感韧性。
